中外农业交流，由来已久。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是世界三大起源中心之一，现在广大人民衣食所资的粟、黍、稻、麦、豆、麻等重要作物都是中国先民在原始时代驯化栽培成功的，有些是在世界上最早驯化栽培成功的。
粟、黍是我国最古老的栽培作物，是世界公认的粟、黍的发源地。李璠先生指出，粟和黍在我国最早驯化栽培后，培育出许多新品种，并在较早的历史时期，传到西方石器时代的瑞士湖居。粟从中国向北发展，传到朝鲜和日本，然后传播各地。美籍教授何炳棣先生通过考古、植物、语言、文献等学科多方面求证得出结论：粟和黍“是华北半干旱黄土区的原生植物，……东南亚各地，南亚的印度半岛，亚洲大草原区直迄东欧、中欧的粟属和黍属都是史前及有史时代由中国传去的。”
一般认为，迄今为止，日本的稻作栽培时间最早约在绳纹晚期和弥生早期（约公元前5~2世纪），源自于中国大陆。据研究，史前时期中国大陆的稻作传入日本可能有三条途径：一是北路，经由华北，过朝鲜到日本九州；二是中路，由长江口太湖流域渡海到九州；三是南路，由沿海的岛屿台湾、硫球等传到九州。而中路又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由长江口先至南部朝鲜，再至九州；另一路则直达九州。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80年代大连大嘴子遗址、90年代高邮龙邱庄遗址等稻作遗存的出土，为中国大陆早期稻作的东传日本增添了新资料。
汉武帝时，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和骚扰，先后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西亚各国共同抗击匈奴。张骞这两次出使，一方面联络了西亚各国，在外交上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又开辟了从中国到中亚、西南亚，直到欧洲大陆的通道，把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中国的蚕丝和丝织品便沿着这条道路源源不断地输出到西南亚和欧洲，因而后人称这条通道为“丝绸之路”。与此同时，原产于欧洲、西亚的一些农作物，也开始传入我国。据古籍记载，这一时期传入我国的农作物有葡萄、苜蓿、核桃、大蒜、黄瓜、芝麻、豌豆等。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我国与西域的交往也相当频繁，这一时期又有一批西域的作物被引入我国。据《酉阳杂俎》和其他一些文献的记载，当时引入我国的作物有波斯枣、偏桃（又名巴旦杏）、菠萝蜜、油橄榄、胡椒、菠菜、西瓜等。
中唐以后，吐蕃崛起，控制了河西和陇右，从而阻塞了唐王朝与西域的贸易通道。中外商人便开辟了一条从中国的广州，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到波斯湾的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再西行到缚达（伊拉克巴格达）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这条海路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据记载，这一时期引入我国的农作物有占城稻、胡萝卜、凉薯（又名土瓜）、南瓜等。
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打破了美洲与世隔绝的局面，从此一些美洲的农作物便开始传入菲律宾，再由菲律宾传到南洋各地，并进一步传到我国。因此，大量原产美洲农作物的传入，构成了我国明清时期引入海外作物的一个重要特点。据记载，当时引入的农作物有番薯、玉米、烟草、花生、马铃薯、辣椒、番茄、菜豆（又称时季豆）、结球甘蓝（又称包菜或卷心菜）、花菜和向日葵等。
鸦片战争前后，在中国传统农业处于困境、无力应付的时刻，西方的农业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装备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近代的农业知识便随同生物学一起传入我国，从而引起了我国农业的变化。
近代中外农业文化交流的主体成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流，这是因为美国因特殊的资源优势和历史条件，18、19世纪一直以农立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科技。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始于19世纪末。初期工作主要限于图书文献的译介和农业知识的传播、生物资源的专项考察及不对称交流也是主要内容之一。较为正式且有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始于20世纪。1925年金陵大学与康乃尔大学开展校际合作，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是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之滥觞，后来又有中国农具改良合作、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等。
新中国农业对外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是国家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列为农业整体工作中的重要方面。中国农业部、林业部等都设有专管外事工作的机构，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要求，按照“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原则，同世界各国联系交往。目前，中国已与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农业对外交往与经济技术合作。
中国的农业对外交往，随着国家对外关系的发展，既积极同一切已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立政府间的农业交流合作，也努力同尚未建交的国家和地区开展民间的农业友好往来，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关系，各有侧重，并经历一些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