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以至于文化史的研究范围至今并不十分的明确与稳定，但是它们对于人们认识和反思历史、展望人类未来的生活，却有着强大的认知功能。上一世纪甚至在今天，历史的基本走向便是国家的现代化。在这个整体性的文化变迁中，中国社会的一切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文化格局重组，都包含在现代化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获得解释和价值意义。一百余年来，面对中华民族屈辱惨痛的历史，爱国的知识分子从许多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与危机感长久地萦绕在主流知识分子的心中。因此文化与文化史一直是学者锐意探索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领域。而且不管何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总是紧扣时代的脉博。
曾有学者指出：20世纪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崛起，虽然具有受西方学术影响的外观，但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因此，它的命运必然地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同步发生，同步受挫，同步进入高潮。有鉴于此，开展农业文化和农业文化史的研究，不仅是学术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是代发展的需要。关于中西文化、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谁优谁劣，学者们苦苦探索了一百余年，现在国家安定，我们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学术环境，可以对许多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的地位。”至今仍有相当的现实意义，也可以成为我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立足点。
东西方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对此先贤先哲也是见仁见智。我们所要探索的农业文化，应该说首先是从这里出现的。
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创造不同的人类文化。第一种是广阔的高原环境，这里居住着以畜牧业为生的游牧人群。他们随着季节变化，逐水草而居，有时他们会去袭击平原地区的居民，掠夺财富。第二种是大河流域的平原地区，居民依靠农耕为生，由于随有规律的季节变化而耕作，使他们墨守成规，强大的帝国就是建立在这些居民的惰性上。第三种是与海洋连接的沿海地区，由于易于与外界接触，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以及航海业，因而富于创业精神。在此，似乎黑格尔更看重富于创业精神的海洋文明。
我国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对人类的文化出曾有过更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各地文化精神的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如此则人类文化从源关头处看，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这三种文化类型，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和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钱先生又说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延绵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农业文化，无疑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钱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显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1992年邹德秀教授出版了我国关于农业文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农业文化》，作者在前言中说：农业文化就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农业，把农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该书共分十章：
第一章——采猎生活与采猎文化，
第二章——农业起源与原始农业文化，
第三章——采猎—原始农业文化中的形式分化和内容深化，
第四章——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一），
第五章——高度发展的农业文化（二），
第六章——农业文化的区域分布与类型，
第七章，——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
第八章——农业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
第九章——社会主义时期的农业文化，
第十章——未来的工农业综合文化
从行文叙述看这里的农业文化还是紧紧围绕着农业生产展开的，它包括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农业哲学，农业科学技术，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以及田园诗，等等。
张岱年先生在为《中国农业文化》所作的序中说：“中国古称以农立国，从秦汉以至明清，历代统治者都执行 重农抑商政策。如果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文化类型，是具有充分理由的。所以，研究中国农业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影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这里出现了两个农业文化，我们理解前者有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意思，与上述钱先生的观点大体一致，而后者则是一个狭意的概念，把农业文化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样看来对于农业文化实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王利华君1989年曾撰《农业文化——农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农史》1989年第一期），其中探讨了农业文化的内容和范围，认为：农业文化史研究者的农业文化不等同于农业社会的文化。他对农业文化所作的表述是：农业文化是由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与农业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和对农业生产活动有直接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总和。如果再进一步说，可以把农业文化的内容划分为智能文化，如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物质文化如各种农产品，规范文化如农业法令政策，精神文化如对农神的崇拜等四大部分。王利华君还提出把文化学的理论引入农业文化的研究中。也就是说把农业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考察，这其中又分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
具体来说，他认为：我们不能仅仅从农业文化的技术要素，而是要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环境来考察农业发展的历史，农业生产技术以外的种种要素如与农业发展相关的政治制度、法令政策、生活方式、生产组织结构乃至风俗习惯等等，都应该被纳入我们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农业生产部门发展史，更要注意考察农业发展对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影响，同时注重考察社会环境、其它文化要素对农业文化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不能仅仅总结宝贵经验、优良传统，还要检讨失败的教训，特别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其给中国农业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所造成的所有痼疾，等等。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王、邹二先生对于农业文化所持的立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把人类农业生产的实践活动，以及受其直接影响的思想文化，看作是农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两位学者对农业文化及农业文化史的研究作了很好的开创性工作，为这一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们认为其中注意考察农业发展对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影响一条尤其值得重视，如果循着这个思路做下去，一方面可以拓宽农史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可以在深入的研究过程中把握农业文化的确切涵义。虽然关于农业文化还有广义、狭义之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尽可能通过更多的途径对此问题加以探讨，以期深化我们的认识。
中国国土广袤，民族众多，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在文化景观众多的要素中，农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有其本身的表现形式，如农田水利、河流森林，并且还影响到农村聚落、道路交通，以及农民的精神生活如信仰与禁忌、娱乐与礼俗。谭其骧先生1986年曾发表《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和地域差异》（《复旦学报》1986年第2 期）一文，文章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不民地区的文化差异，并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时代的差异、地区的差异，远远超过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文化的差异与一定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研究农业文化的地区差异有着十分广阔的前景。
研究中国农业文化除了有深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的意义外，同时也有强大的教育和娱乐功能，目前关于这一方面既有许多成果可以直接利用，也有许多工作有待继续开展。如可以继续开展对中国古代田园诗的搜集和整理，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进一步发掘与整理，进一步开展对各地农事节日习俗的整理与研究。以上各项不仅有教育和娱乐的功能，而且也是一笔不可小视的旅游资源，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发掘与探索的学术领域。未来应首先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 进一步明确农业文化的广义与狭义之辨，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区别与联系，我们应对此作出更进一步的阐述。
二、 从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角度，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脉胳，充分说明中国文化的特征，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其加以理性的考察与反思，从而为中国文化的未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三、 提倡开展农业文化的区域研究。这里一方面要注意揭示一地区农业文化的基本面貌，还要注意农业与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发展和变化。
四、 重视文化的教育和娱乐功能，发掘整理有关农业生产的神话传说、诗辞歌赋、民间谣谚、各地的岁时节令与农事习俗，以及由农业而派生出来的茶文化、酒文化等。这一部分内容一方面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开辟为旅游资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挥积极作用。